並不是過去闡述了現在或者現在闡述了過去，而是，通過一種形象描繪，過去與現在於此刻聚合為一座星叢。───班雅明

　　我在民國77年進入大學，我們這一班常被棟樑師稱為「黃埔一期」，既然是第一期的班導生，前無所承可以比較，我們就盡其可能的在棟樑師的允准下撒野。包括中文劇展把學長姐當墊腳石，拿了幾座冠軍。甚至到輔大文友樓一樓租借大傳系的場地，侵門踏戶的辦起劇展公演，另外，在大一下學期也催生了電影社，後來聞天祥告訴我，大傳系的吳明益當時也是社員，在電影社影展中協助搬一些器材。我到政大認識宗教研究所的謝世維老師，他說當年他在輔大法律系，也是電影社的，我不得不加句話：「電影社當時的指導老師是廖棟樑，是他讓我們撒野的」。

　　撒野之事多樁，不及備載。但有一事一直讓棟樑師耿耿於懷，時常都要拿來虧我們這些「黃埔一期」的同學並加以自嘲，那就是一年級下學期師生的夜遊。當4月春雨綿綿之際，我們班一行近三十人從淡水沙崙海水浴場因雨躲到淡江大學操場司令台；因飢餓再到明星張菲在中正東路上開業的「海中天」餐廳，當大伙飢腸轆轆，本欲請熱炒、啤酒大餐的棟樑師，驚覺錢帶不夠，因而只能請大家吃「炒麵」，當時他的窘境我們多年後才得知。當夜遊來到臺北，從館前路「吉野家」的吵鬧，延續到中正紀念堂深夜一點多的喧嘩（我們比野百合學運更早一年就攻佔），讓管理員不得不來驅趕。還好在深夜的信義路上沒有走九遍，一群漫遊者拖著疲憊的身軀來到國父紀念館，迎接我們的是黎明曙光到來的「就地解散」，在那無人知曉臨近夏日的清晨，棟樑師不離不棄的陪伴著我們夜遊。那年他三十歲甫過，而我們是十八到二十不等的青春。

　　我從十五歲國中畢業就開啟半工半讀的生活，夜校高職除了上課跟「士」沾點邊外，白天的「農（市場賣菜）、工（汽車廠學徒）、商（貿易公司跑腿小弟）」無役不與，也因此與後來上大學的同儕有些不一樣的思維及人生際遇。在高職夜校那四年，上大學是一個「夢」，從來都不是自我人生規劃的一個項目。因此當我進了輔大，能碰到讓我們馳騁自由，又能包容我們放蕩不羈的導師，那除了是一種福分，更是佛家所說的因緣。記得豐子愷曾提到他在小方紙上寫上許多文字，摶成許多小紙球，撒在釋迦牟尼畫像前的供桌上，拿兩次鬮，拿起來的都是「緣」字，因而有了「緣緣堂」的誕生，當時即請弘一法師寫了一幅橫額。過去棟樑師曾送我豐子愷《護生畫集》的插圖讓我裱褙，我也曾將手邊擁有弘一大師書寫之《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贈送予他，我深信能進輔大受教於棟樑師，包括能在政大一起共事，這其中一定也是一種不可思議，卻又冥冥中都有分定的「緣緣」。

　　棟樑師除了在大學擔任我的導師兩年，也教導過我二年級的「歷代文選」，三年級的「文學理論」。那時「歷代文選」課要求每一堂一開始就自行默寫背誦的古文，文長不限；總之就是透過記誦掌握文氣，熟悉古文句法及行文要領。這個要求完全尊重自主及要求自律。然而我的隔壁座同學每次都寫「床前明月光」或是「白日依山盡」之類的詩句含混糊弄過去。我則不敢造次，選擇了《莊子》從〈逍遙遊〉開始默寫，記得上下學期這樣背誦下來，到課程結束大概背到了〈齊物論〉的末端。這樣的背誦默寫迄今仍讓我受用無窮。「文學理論」課的期末作業，則是要自己挑一個西方文學理論來詮釋中國文學文本，那時候「文學社會學」正盛行當道，我拿相關理論胡謅演繹了一番蘇軾的詞作，竟也得到不錯的佳績。總之，棟樑師是那種不會設限讓你按照他的思維框架去運作的老師，甚至考試答題或寫報告也不會要求你要照本宣科才行（系裡有些老師是如此規範及評分的），在自由的閱讀及思辨當中，他會扛很多書來課堂介紹，在沒有powerpoint的時代，一切都是發講義、口授解說，講義會羅列眾多書單供學生參閱，我們在一年級週三下午班會課的第一次會面，老師發的講義引了韋伯（Max Weber）「知識的誠篤」，告訴我們學習該有的態度，這是我認識韋伯的初始，剛好那時新橋譯叢出版了許多韋伯的專著，因此二年級「歷代文選」的期末報告，我沒有分析《昭明文選》裡的篇章，卻拿韋伯《支配的類型》來分析中國文人心態及倫理特徵，照樣獲准過關。這樣自由的風氣搭配臺灣解嚴以後雨後春筍出版的圖書以及思想解放，也唯有碰到明燈的引路，常不致流於自滿或狂態。棟樑師給予學生的不只是知識的啓蒙，還有謙沖、羞赧，又充滿自信混搭的一種對人的尊重及情義。用心理學的概念來說，心理越自卑的人，為掩蓋自我的不足，通常越顯自大狂妄來遮掩真正的空虛及不堪的本我，在學術界此類之人所在多有。相對的，棟樑師是那種內在人文素養飽滿之人，因人文精神豐沃而有自信，上課才可以如滔滔江水旁徵博引，但在私底下，他又待人謙和且常予人溫暖，若非平日積學及才情深厚，怎能有如此溫柔多情之魅力，招引無數粉絲朝聖。

　　我在大三那年到中國時報工讀，正值胡適百歲冥誕紀念，當年也正是錢穆逝世的時候，記得教師節那天放假，王汎森老師暑假剛好回臺灣寫博論待一段時間，報社派車讓汎森師與黃進興先生準備到機場接余英時先生，在人間副刊辦公室初識閒聊，我與汎森師的談話焦點竟就落到棟樑師身上，包括我後來博論指導老師的確認，都是棟樑師幫我打電話給汎森師敲定的，讓我成為他第一個指導的博士生。念研究所期間，我常造訪棟樑師研究室，有時並非請益學問，而多半是帶著香港學峰書屋寄來的大陸書目給他勾選。老師每次勾選數十本，搭配他原有在香港藝林書屋，文星圖書公司購買的書籍，在1990年代中後期，臺灣還不能販售大陸相關出版品（只有盜印），大陸出版的書通常透過香港書店經銷，在棟樑師法眼經略之下，所有重要的教學及參考用書後來都在他的書架上以及課堂給學生介紹的書目當中。當然我每次給他勾選書目的好處，就是後來海運包裹寄來時，拆包後他發現重複購買的，總是直接就遞給我。除了透過香港購買大陸書籍，我的臺灣出版書籍若是能撿到七折或八折的便宜價錢，都是扛著老師授權的名號，到輔大旁514巷中文系學長姐開授的「文興書坊」，說是老師託我來買書，若是店裡沒有，也說是棟樑師要預訂，依照學長姐經營書店給中文系老師的書籍折扣，在我的學生時期，那些打折省下的購書費用，是我在外面工讀之餘，可以在知識及三餐的飽滿上，非常重要的資糧。

　　博班就讀期間，經由一些學長姐的協助，我在輔大及外校兼了一週二十八小時的課。這期間既完成婚姻大事，孩子也接續在兩年後出生。然而在外租屋及兼課的不確定性，加上撰寫博論的壓力，這期間常能給予支持及鼓勵的，也是棟樑老師。當博班畢業，也正是人生艱難的開始，總總紛擾的湊泊，亦正印證了「大道多歧，人生實難」的生命實境。剛畢業的第一年，我在輔大遇到一些險阻，棟樑老師被其它師長委託對我「曉以大義」，在來電中我深知他的困處及尷尬，但委託者又是師長輩，讓他更顯為難。記得當天掛上電話，等妻子小孩都已熟睡的深夜，我用著不純熟的Outlook，在半夜一字一字的敲打鍵盤發了一封長信給棟樑師，告訴他我不是沒有能力做學問，而是為了養家疲於奔命的兼課，讓我無法專心及有完整的時間來看書治學，希望他能諒察。在某種「告別」的感受下我也做了該有的承諾及抉擇。寫給棟樑師的長信是師母白天印出交給他的，隨後棟樑師急忙致電給我，仍舊給予百般鼓勵，也問候家人及兩歲多的孩子，彼此都知道「人生實難」之為何物，就在風波過後，一切的浪花泡影也終將歸於寂滅平靜。

　　當告別輔大到了銘傳，我們師生的這條幾近二十年的熱線也似乎斷了。直到我後知後覺的「聽說」棟樑師離開輔大到了政大，又在一段時日後接到寄至銘傳應中系「百年論學」第一次舉辦的邀請函，斷了多年的線才又重新繫上，而那時我也已近「不惑之年」。還好有了百年論學，讓在桃園龜山學術荒漠中的我，至少有那來自師恩的星辰指引著道路，也似甘泉般的給予慧命續養的機會，包括後來能來到政大與老師共事及相處也是。記得沈從文曾經說道：「生命都是太脆薄的一種東西，並不比一株花更經得住年月風雨，用對自然傾心的眼，反觀人生，使我不能不覺得熱情的可珍，而看重人與人湊巧的藤葛。」正如同所有棟樑老師的學生們，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學問內化熏習而成的通透及瀟灑，而我則另外看到了因緣藤葛上綻放著種種璀璨的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