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下學期，剛考完學測，我正忙著準備申請大學，那時輔大中文系是我的第一志願。國文老師就是輔大的學姊，她從身後書櫃，抽出一本三民本《史記》，是藍色書皮，有注音、註釋的選本，她說：「《史記》是輔大的必修課，你要去輔大，你應該讀一讀。」

接過《史記》後，我轉身離開校門，有時上午不來學校，窩在路易莎一頁一頁翻《史記》。那時候讀書慢，一個字一個字慢慢讀，不是為了寫選擇題，也不是透過課本上，直接和《史記》對話。我記得最深刻的，是〈項羽本紀〉吧，還記得烏江自刎前，一句一兮的詠歎，從取而代之的青年，果真成為滅秦楚戶，短短數年間暴然風起，但最後揮劍，將自己刎進本紀中。

我很懷念路易莎黃黃的燈光，照在三民書局本的仿宋體上，那是美好的閱讀體驗，緩慢步行，一步一回頭，劈劈啪啪前後翻書對照，我發現，書是可以對話的。

我翻完《史記》，回到校園，將藍皮三民本還給了老師。老師告訴我，她也很懷念當初的《史記》課老師，雖然忘卻了教授姓名，但她對教授殷殷懇懇教授《史記》印象深刻。

後來，我沒申請上輔大，也沒有修到《史記》課。但我心中一直有個圖像，我也抱著一本《史記會注考證》，走在校園中，穿梭在教室間趕課。對中文系學生來說，那是多有儀式感的事情！（當然，抱《說文解字》也有同樣效果，但我的文字學老師沒有要求購買）後來兜兜轉轉，到了政大以後，又多等幾年，直到大四，《史記》總算開課了，但我卻因為修教程衝堂無法修課。我那天又是坐在路易莎，身子癱坐在椅上，仰天感嘆《史記》跟教育竟難道是兩條歧路？

後來，我順利出現在《史記》課上，因為我放棄了政大教程，選擇到其他學校修課。

我終於能抱著《史記會注考證》，走在校園中，跟著老師劈劈啪啪前後翻書，前後對照本文，跟書本對話。

老師前幾門課，不會深入討論《史記》篇章，而是先從卡爾維諾《為什麼要讀經典》談起（之後的《楚辭》課也是如此），老師的《史記》課，像是深深庭園，有一進二進三進，先知道了為何要讀經典，再聊聊史學的成立、司馬遷其人其文、《史記》的體例，最後才進入〈太史公自序〉。等真正要進入《史記》中的列傳時，課程也差不多進入後半，這門課還未登堂，已經要送客了，但我還未窺堂奧耶！

一學期的《史記》竟然只讀了〈太史公自序〉（好像還有〈屈原列傳〉？），聽起來誇張，實則很豐滿，因為我修完這門課，卻依然對《史記》抱有熱忱，渴望了解更多，也對司馬遷抱有溫情與敬意。課程第一天發的講義，引了章太炎的一句話：「學問只在自修，事事要老師講，講不了許多。」對於正在修讀教育學程的我而言，這真是警策。所謂授課，重點不在知識傳授，在於入門、啟蒙，並且離開課堂後，依然有興趣了解更多。我又想起某一堂課的投影片，上寫著：「教師是『信使』，保證他們不丟失、不浪費、不誤讀。」這句話讓我惦記很久，我一直思考，教師究竟是怎樣的身分？當整個師資培育課程，都在學習如何「考上」老師；教育制度也致力於送學生進入大學，我難道只是將備課用書消化之後，寫在黑板上的人嗎？我不要啊。

從那時起，我對教程漸漸失去興趣，只想拿張教師證而已，不再以中學教職為志了。那時起，我試圖想像自己對於知識與教育的想像，心中隱隱有個畫面，我是將知識從圖書館中帶回人間的信使，不只是躲在書櫃中，也不只是與人群站在一起，而是兩頭奔跑。

某堂課，老師說起，自己從彰化到臺北讀書，此後書架上才多了第一本課外書。我坐在臺下聽聞，思忖著：老師如果大學才開始讀課外書，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現在起步，當個研究者？

課程進行到一半遭逢疫情，我待在家中，一邊聽老師的《史記》課，手中翻閱《司馬遷的人格與風格》，我才想起，這位廖老師，是不是當初輔大那位《史記》教授？我對著螢幕畫面截了張圖，傳給高中老師，老師過後傳來：「老師儘管頭髮白了，但精神依然矍鑠。」現在，《史記》可說是對我有了多重意義，是啟蒙，也是大學的收尾。我還記得《史記》課開在下午，研究大樓的窗面對西側，天氣晴朗時，時常有夕陽灑入，灑在《會注考證》一頁頁的印刷鉛字上。我感覺，我會很懷念這一切，講堂上的老師，厚重綠皮《史記會注考證》，還有潮濕的研究大樓，當學生的時光，還有成為信差的志向。

離開政大以後，我最後還是回到中學，學習如何考上老師，也成為將備課用書反芻、轉印在黑板上的人。過了雪隧以後，宜蘭的日子是一片平原，細雨終日，但也平靜沒有起伏，學生與我也面無表情。我說過的話，噗通一聲落入臺下的死水中，就再也沒了回音。日子一天天過去，我也感覺腦中波瀾不驚，很久沒有被知識撞擊腦袋的感覺。唯有每週的自習課，我會帶著學生來到圖書館，我自己窩在人文區翻著各類雜書。波赫士說，天堂的模樣應該會長得像圖書館。我則是時常躲進天堂的人，儘管我多想當個信差，可是收件地址似乎常常是錯的，我該如何投信，傳遞給學生呢？

我好想回去讀書。

一年後，我向校長遞出留職停薪簽呈，離開校門，再度回到校園中。雖然才離開一年，但我已近鄉情怯，學術跟知識，讀一天就增一天功力，但如我蹉跎一年，就快要跟不上了，怎麼辦？我偶爾參加研討會和演講，偶爾看到熟悉師長，卻不太敢打招呼，因為一年過去，學業和事業兩無成長，江東父老在前，我只想默默出現，默默離去。似乎學術是這樣一回事，很像幼稚園時，很多小朋友鑽進一個繩圈當中，紛紛拉著繩圈往各自的方向走。這個繩圈是移動的，只要不出力，就會被帶著走。但學術圈卻是太久沒出現，就會默默淡出，圈子就離我遠去。雖然我只是研究生，圈子變動速度不快，但卻也煩惱著這種杞人式的高級焦慮。

某天，我參加書展辦的演講，我默默晃到政大出版社聽演講，好像是鄭毓瑜老師的。演講結束，一行學者成群逛著，我看見廖老師也在，老師行進間也瞥見我，在彼此視線即將被一座書架擋住時，老師後退幾步，舉手和我打招呼。儘管只是個招呼，卻讓我感覺，我還是被記得，沒有被忘記。那時我正在掙扎於學術和教育兩端，但興趣果真騙不了人，我在講臺上不再有興奮，回到學術圈中，接上插頭，卻時時能感覺到挑戰，對我而言，書本的世界有時還更真實。

閱讀是美好的體驗，教育是將知識傳遞，老師是盡責的信差，以上隱喻，可以說是老師與《史記》帶給我的。我很感謝給我三民本《史記》的那位老師，努力將輔大廖老師的訊息傳遞給我，進入政大，真正遇見廖老師，比對之下，才發現原來訊息一分不差地被保留下來，只不過那份訊息，不是具體知識，而是一種感動跟熱忱，是講起學術時，眼睛會發光（老師的眼睛確實時時發光）。如果感動是一種訊息，那麼我也想成為信差，試圖傳遞下去。

 楊鎮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