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燕真

　　猶記十年前，我身處於輔仁大學文華樓蓮池畔的教室，廖棟樑教授引領學生，隨著靈均驚采絕豔的詩文，正進行著一場上天下地的心靈壯遊—先生云：「路曼曼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是我最喜愛的、〈離騷〉中最美的一句。」十年後，身為親炙函丈、受益最多，然稟賦駑鈍的學生，因緣巧合之下，惶恐奉林慶彰先生之命，得為先生撰寫此文。浮現腦海亦是此句，或以為此是先生學思歷程的最佳註腳，可表其不遺餘力投身於教學、研究，追求真理的信念。故不揣淺陋為此文，以下即陳述先生各階段的學思歷程，以見其人學術涵養之梗概。

一

　　廖棟樑先生，臺灣雲林人，1958年生。1976年，進入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就讀。1980年，獲學士學位後，繼續於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班研讀。而學士、碩士求學期間，王靜芝（1916-2002）先生正擔任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長，極力延請國內著名學者講學，如：戴君仁（1901-1978）、臺靜農（1902-1990）、王夢鷗（1907-2002）、孔德成（1920-2008）、葉慶炳（1927-1993）等諸位先生，師資皆為一時之選，使得輔大中文相較於一般中文系，可謂得天獨厚。

　　臺灣六○、七○年代，許多西方文藝思潮大量被引進。其中又以「新批評」掀起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衝擊的第一波的浪潮：由顏元叔（1933-）先生首倡，認為應該針對「文本」，建立系統的、科學的批評方法，才能改善中國古典文學「印象式」的批評傳統。繼而，又有高友工（1929-）先生從語言的聲韻、語法、語義等語言結構的分析，一系列研究在《中外文學》發表，引發學界熱烈討論，有所謂「高友工震盪」之說。

　　廖棟樑先生亦受學界風氣影響，開始涉獵西方文學理論，思索中國古典文學「印象式」批評傳統的特色與侷限。並且在葉慶炳先生所教授的「中國文學史專題討論」課中，與自己閱讀羅根澤（1900-1960）先生所撰之《中國文學批評史》，特別關注到「形象批評」—此中國文學史上的特殊現象。於是，產生寫作碩士論文—《六朝詩評中的形象批評》的問題意識。多年後，廖棟樑先生在第一部專書〈緒言：本質與建構〉一文中，提到葉慶炳先生對自己的影響：

尤其是業師葉慶炳教授，是他最早將我引上了學術之途。當年碩士論文從題目的確定、基本思路的建構到初槁完成後的反復修改，老師都既允許我放言高論，卻又嚴厲把關，甚而字詞的推敲，老師都悉心指導，同時，老師樸實勤謹的生活態度和豁達的人生智慧也是我為人處事的榜樣。

當時葉先生身任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系主任與中研所所長，另一位研究生也欲以「形象批評」為題敦請指導。葉先生則表示：兩人即使題目一致也無妨，研究上則需各自努力。廖棟樑先生即在師長循循善誘、提攜作育之下，於1983年順利完成碩士學業，邁出了學術的第一步。而且在臺大文學院會議室從師學習的時光中，進而認識不少臺大優秀的年輕學者，亦有許多能切磋精進、學習仿效的對象。

二

　　廖棟樑先生碩士畢業，當兵服役兩年之後，在1985年回到母校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服務，兼任講師與系所助教，開始發表研究中國文學理論的相關論文。1986年參與在高雄師範學院（今高雄師範大學）舉辦「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發表〈論鍾嶸的形象批評〉一文，講評者為蔡英俊（1954-）先生。恰好正值中國文學學界學術會議之風氣漸開，而會議場中頗能針對論文問題意識，展開犀利而有建設性的論辯。會後旋即被邀請加入，由龔鵬程（1956-）先生所策劃、金楓出版社所出版《經典叢刊》的撰文工作—其選擇了歷史上文采斐然、意蘊深刻且影響宏遠的重要經典，予以標注註釋，加上導讀。而廖棟樑先生則負責《詩品》，此一經典導讀的撰述，以實際行動參與出版品嘉惠學界的工作。

　　輔大擔任講師期間，廖棟樑先生最初由教導體育系、僑生班的「大一國文」課程，一直到接下「昭明文選」的代課工作，開始在中文系開設專業課程，十年內陸續又增開：小說、文學概論、基礎治學方法、中國文學史、專家文、文心雕龍等課程。在此階段，在生活與工作上，又多受李毓善（1939-）先生和包根弟（1941-）先生照顧提攜，得以在教育界貢獻一己之心力。

　　在1990年，輔大舉辦「第二屆國際文學與宗教會議」，邀請葉維廉（1937-）教授與分別來自美國的史耐德、來自法國的二大詩人何納及孟宓諾，共同為主題詩人作專題討論。廖棟樑先生為了向臺灣學界介紹葉教授在詩歌、散文創作，比較文學以及翻譯等方面的成就，則與周志煌（19？-）先生合編《人文風景的鐫刻者─葉維廉作品評論集》，系統編輯三十三篇文章，蒐集海內外學界對葉氏看法。對於以「比較詩學」方法進行中國詩歌的研究者來說，此書的編輯有具體貢獻。

三

　　1991年輔大中文研究所第一屆博士班成立，廖棟樑先生則繼續在此深造。王夢鷗先生自政治大學退休，輔大聘為講座教授，當時已逾古希之年，在研究所教授「唐人傳奇」、「文史專題研討」等課程。尤其在「文學批評專題」課上，研究生需分配專題，上台發表講述。王先生講評研究生的論點之前，往往先命令：「棟樑你說說看！」以此督促廖先生每堂課都全力準備，並給予最大討論空間，使其發揮西方文論，其寬容提點、獎掖後進之用心可見一斑。多年後，廖先生則在政大開設「近現代中國文學批評史名家研究：王夢鷗」除了感念王老師的教澤，更有一番學術傳承的深意。

　　求學研究階段，廖棟樑先生參與了「月涵堂論學」—由臺灣清華大學中文系陳萬益（1947-）教授，邀集政大黃景進（1945-）、張雙英（1951-）教授，與臺大、臺灣師範大學等各校年輕學者，如：柯慶明（1946-）、顏崑陽（1948-）、呂正惠（1948-）、蔡英俊、龔鵬程、陳國球（1956-）、鄭毓瑜（19？-）等，在清大台北校區月涵堂定期聚會研討。會中年輕學者就議題進行激烈地討論、相互批駁，龔先生戲稱為：「硝煙遍地、刀斧齊施」。廖棟樑先生參與其中，為其論學風尚所震撼，從這群學友中反覆思索自己作研究之問題意識與研究進路。可以說月涵堂論學的成果，迄今仍深深影響中文學界。

　　當時青壯輩學者，對於西方的文學理論與方法，有了更深切的興趣與閱讀，並不斷思考如何與古典文學研究對話、轉化。在當年多半由外文系主導西方文學理論引進學界的情況下，黃景進、張雙英兩位先生，認為中文系也應該擔負起西方文學理論的介紹工作，而編譯了《當代文學理論》。而廖棟樑先生對「接受美學」倍感興趣，則與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王金凌（1949-）先生合譯《無盡的迴旋：讀者取向的批評》（Whirl Without End：Audience-Oriented Criticism），參與了此一向中文學界譯介西方文論的重要任務。

　　而後在王金凌先生的指導下，1997年完成博士學業。廖棟樑先生的論文—《古代楚辭學史論》，乃是在碩論研究六朝詩評的基礎上，企圖上溯至漢代文論，但又不採取依時代先後論述作者，是以專題式的討論方式，掌握了漢人對於屈原以及《楚辭》的論爭，為「《楚辭》學」作了不同層面的詮釋史的整理與評述。其中，「屈原篇」討論屈原形象的歷史建構；屈原、莊子並稱的文化意涵；屈原「發憤以抒情」說及其歷史發展。「《楚辭》篇」則論述《楚辭》的文化歸屬；《楚辭》的「奇詭」藝術特色；「香草美人」的象徵意義。「楚辭體篇」主要討論漢代代屈原立言的「擬騷」作品；剖析揚雄〈反離騷〉一文。在各個論題的流變中，展現所謂「古代楚辭學史論」。廖棟樑先生在文末謙抑地表示：「千載以下，屈原所堅持的理想，所展開的奮鬥，所樹立的人格風範，仍強而有力的撞擊我的心靈。本論文就是在這種心靈的邀約與撞擊之下，所提出的淺薄心得。」自此，先生則將屈騷心靈的撞擊，化為學術研究的熱忱，致力於《楚辭》研究。

四

　　廖棟樑先生博士畢業之後，則繼續留在輔仁大學任教，作育菁莪、誨人不倦。也因為獲得博論口試委員黃啟方（1941-）、洪國樑（1949-）先生的青睞，被延攬到世新大學兼課。而先生所開設的課程，如：中國文學史、文學概論、中國文學理論專題、西方文學理論專題研究等，深入而淺出，處處可見用力之深與教學的用心，深受兩校師生愛戴與推崇。尤其是《楚辭》課，更是師長與同學口耳相傳，不可錯過的精彩課程，帶領學生充分領略《楚辭》之美。對於學生的課業疑問或論文報告，廖先生總是不吝以金針度人、諄諄教誨。繁重的課務之餘，先生仍手不輟筆、兢兢業業，致力於「《楚辭》學」與中國古典文論的研究，以嚴謹的治學態度，持續發表學術論文。

　　因為教學與研究的卓越貢獻，為學界所肯定，在2005年被延攬到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隔年即榮獲「資深優良教師」，2010年榮獲「國立政治大學優良導師」，可謂實至名歸。廖棟樑先生在政大中文系積極延續「月涵堂論學」的論學傳統，故與曾守正先生共同成立「中國古典文藝思潮研讀會」。其成立宗旨為：集結中國古典文藝思潮之研究學者，分享學思經驗成果，以求攻錯之效；開拓多元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研究成果，俾能寓新意於傳統中；鼓勵學生共同參與、交流，以求拓深其學術視野，並使慧命延續不斷；內聚中國古典文藝思潮研究之人力與成果，預做推動國際交流之準備。

於是在2006年，由廖先生、曾先生共同邀集中國文學思想之研究者齊聚一堂，並於政大百年樓會議室舉行每月之定期研會，稱為「百年論學」。除政大中文系學者之外，亦獲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輔仁中文系、淡江中文系等各校學者支持，迄今已召開過七十二次會議。此會難能可貴之處，不僅作為學界重量級的學者發表擲地有聲論作的場域，更是年輕學者有機會初試啼聲、交流切磋的園地。亦由主辦、招集「百年論學」此一重要常態性的學術會議，可見廖棟樑先生實為政大中文系所倚重。

　　而廖棟樑先生在「《楚辭》學」研究的貢獻，亦為海內外學界所推重：2007年由北京中央編輯出版社所出版的《屈原學集成》，對於二十六位港台屈原學學者進行综述，廖棟樑先生亦名列其中。並且指出廖先生能夠突破以往研究《楚辭》學史的模式，不僅綜合兩千年來《楚辭》研究的成果，更深入去解釋、探討這些評論者何以會提出如此的詮釋，可以說是楚辭研究領域的一種新的嘗試。

　　在2008年，廖棟樑先生出版第一本專著：《倫理˙歷史˙藝術：古代楚辭學的建構》。緊接2010年，出版第二本專著：《靈均餘影—古代《楚辭》學論集》。多年的同事鍾宗憲（1966-）先生曾表示：以廖先生學術論文的高品質，早已能出版專著，但由於其認真嚴謹的態度，延宕至今出版，實可嘉惠學林。兩書出版後，對岸《楚辭》學和版本目錄學的專家崔富章（1941-）先生，旋即囑咐筆者撰寫兩本大作的「書錄解題」，以廣為大陸《楚辭》研究者周知。廖棟樑先生在第二本專著中，表述自己的研究：

我的研究專業集中在「《楚辭》學」上，所謂「《楚辭》學」屬於學術史，是研究《楚辭》研究者及其研究論著，而不是研究《楚辭》作品本身及其作者屈原、宋玉等人。「《楚辭》學」探討人們對於《楚辭》是如何進行理解的，尤其要關注人們對其進行詮釋的歷史性、此在性，探析其中各種意義理解的生成原因，既有美學的、也有歷史的內涵。

在廖先生「《楚辭》學」的探討中，長久關注《楚辭》「注本」。他認為：《楚辭》「注本」不單是理解和解讀的工具，同時也是建構《楚辭》成為經典，而使《楚辭》作為傳統對一代代人發生影響，形成一種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文明。注釋者與《楚辭》之間構成「互為主體性」關係，《楚辭》作為經典的永恆性也由此確立。

　　而高秋鳳（1951-）先生2010年在《雲夢學刊》發表〈《楚辭》研究在臺灣〉一文，衡量研究成果以及對臺灣楚辭研究之影響力，向對岸提出十位值得推介的研究者。其中廖棟樑先生以青壯學者之姿，得與蘇雪林（1897-1999）、臺靜農、繆天華（1914-1998）、何錡章（1939-1982）、史墨卿（1930-）、彭毅（1933-）、傅錫壬（1938-）、陳怡良（1940-）、高秋鳳等《楚辭》研究的前輩共列於名單中。高先生在文中稱許廖先生云：

由於廖氏能博采中西學者之理論，運用新材料、新方法，且結合文本細讀，故能掘發歷代重要《楚辭》注家之隱微心曲及《楚辭》注本之精言妙義，既開拓楚辭學研究之新貌，亦能深化楚辭之研究。廖氏原任教於輔仁大學中文系，目前為政治大學中文系專任教授。除於政治大學擔任楚辭課程，又於輔仁大學、世新大學兼任楚辭課程，並先後於三校指導碩士論文三篇：吳燕真《招魂、尋跡與辯誣：黃文煥〈楚辭聽直〉研究》、鄭雅婷《王逸〈楚辭章句〉引〈詩〉研究》、賴怡君《善惡、聖俗與生死：〈楚辭〉二元思維研究—屈子精神及思維模式探析》。

筆者忝為廖棟樑先生所指導的學生，能有機會近距離觀察先生嚴謹的治學態度，總是揭示學生如何思考地更深刻，詮釋地更細膩，關注學術思想歷時性的變化。正如先生所云：「我關心《楚辭》的學術課題，也走向《楚辭》學史的研究。」先生早年由漢代《楚辭》學開始探索，下繼六朝，乃至於宋、明、清。近年來更致力於近現代《楚辭》研究，欲為晚清乃至於民國三十八年的《楚辭》學，進行一番研究。嘗試描繪出以《楚辭》為核心，而過程曲折逶迤，內容豐碩富贍的學術史。除此之外，先生近年亦從《楚辭》圖譜進行研究，著手於圖像與文字的詮釋，為《楚辭》研究再創新局。

　　廖棟樑先生在「《楚辭》學史」的研究上，屢有建樹，為學界所共覩。本文限於筆者才識有所不足，僅能略及皮毛。先生是一位謙沖自牧、嚴以律己的學者，未嘗自詡有所成就，由他常引歌德的一段話：「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沒有不被被人思考過的；我們必須做的，只是試圖重新思考而已。」足以證明「路曼曼其脩遠兮，吾將上下求索。」正是先生為學的精神。

原刊於《國文天地》第27卷12期(總324期)，2012年5月，「學林人物」，頁112-116。